算力即资产,还是算力即生产力,中美AI路径分岔

中美AI竞争正在从“同一场竞赛的不同阶段”演变为“两场不同竞赛的两种赌注”。
近日,全球AI领域两则消息值得关注。一则是英伟达宣布与贝莱德、黑石、高盛等六大华尔街机构组建独立算力融资平台,计划调动超过5000亿美元第三方资本投入AI基础设施建设,黄仁勋将其定义为“AI工厂”的资产证券化。
另一则来自知名行业报告,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出货量占据全球97%以上份额,工业和商业应用占比从去年同期的50%升至70%以上。
这两则消息看似无关,却共同折射出中美AI竞争分岔的可能。
这一分岔并非突然发生。回溯过去半年,信号早已出现。
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披露,中国日均Token消耗量从2024年初的1000亿跃升至140万亿,增长约1400倍。1月,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指向制造业AI应用;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覆盖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与伦理八个方面的国际合作框架。
用量扩张与政策推进同步发生,表明中国AI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关注点不再停留在AI作为技术层面的应用,而是将其纳入生产方式,要求嵌入工厂产线、物流体系、工业软件和公共基础设施。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从消费互联网周期切换至工业增长周期。
规模信号与政策转轨
转变的起点,是AI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变化。
Token用量是上述转变最直观的指标。从2024年初的1000亿到今年3月的140万亿,两年多增长约1400倍。需要指出的是,上下文窗口从4K扩展到128K+等技术因素对这一数字有放大效应,且Token衡量的是调用量而非实际产出。但这一量级的增长已足以表明,AI在中国的使用密度正在从实验性阶段过渡到规模化应用阶段。
算力基础设施构成了这一增长的支撑。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全球总算力中美国占32%、中国占21%,差距约1.5倍。需注意,总算力口径较宽,涵盖基础算力与智能算力等多种类型;在高端智能算力尤其是训练算力方面,美国仍保有明显优势。
但在AI应用侧,中国的推理需求因应用场景规模而快速攀升。国际AI模型聚合平台OpenRouter的数据提供了佐证,今年2月的一周内,中国AI模型周调用量约4.12万亿Token,首次超过美国。规模、应用与算力三者之间的正向反馈,构成了当前变革的基础条件。

中美AI算力全球占比对比(2025年,数据来源:中国信通院、IDC)
如果Token用量衡量的是AI在数字世界的渗透深度,那么人形机器人的出货数据则标记了AI进入物理世界的进度。
据知名行业研究机构SAG的报告,今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约1.91万台,中国厂商占比97%以上。智元机器人出货8400台(占44%),宇树科技出货5900台(占31%),两者合计远超特斯拉、Figure AI等美国企业。
更值得注意的结构性变化是,工业和商业应用占比从去年同期的50%升至70%以上。这意味着人形机器人正在从展示和研发阶段转入产线部署阶段,AI进入物理世界的速度,可能比它在数字世界的渗透更快。
与用量扩张同步推进的,是两条政策路径。

今年1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该文件提出,到2027年,推动3-5个通用大模型在制造业深度应用,推出1000个高水平工业智能体,打造100个工业领域高质量数据集,推广500个典型应用场景,培育2-3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态主导型企业,选树1000家标杆企业。文件的政策目标是“到2027年,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实现安全可靠供给”。该文件聚焦制造业,属于国内产业落地政策。
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该计划面向国际合作,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八项行动,覆盖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与伦理八个方面。
前者是国内产业落地政策,后者是国际合作的顶层框架。两者的着力点不同,前者着眼于构建从数据采集到算力调度、从工业部署到标准制定的技术体系,政策原文表述为“推动大模型技术深度嵌入核心生产流程”,指向的是供应链与制造环节;后者着眼于全球治理与合作,为前者的技术输出和标准对接提供国际通道。
理解这一政策转轨,需要回到中国经济的底层逻辑。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驱动增长的路径,其边际效用在递减,劳动力总量趋于平稳,部分行业从高速扩张转入结构优化阶段,传统增长动力放缓。在这一背景下,AI提供了一条不依赖大规模新增要素投入即可提升产出的路径。其战略意义不在于技术层面的增量,而在于被寄予重建生产率、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期待。
改变生产方式:AI如何重塑经济运行
定位明确之后,问题转向AI如何实际改变经济运行方式。
从产业规划的细节看,其着力点不在模型数量,而在生产环节中的效率损耗。规划延误、库存错配、检查偏差、维护停机、从数据生成到决策的滞后,这些是AI被要求介入的对象。政策的目标是让AI嵌入检测、排程、物流、能源管理、采购等可重复、可量化的流程。这类收益在单个工厂层面可能不显著,但在全国工业层面的累积效应不可忽视。
生产率是否已有回升迹象?一个可参考的宏观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即在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产出能提升多少。据武义青《稳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1991—2024年我国TFP分析与“十五五”提升建议》测算,中国TFP年均增速在2011-2020年回落至2.77%后,2021-2024年回升至3.35%,与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机构的测算方向一致。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四阶段变化(数据来源:武义青,2026)
但AI在这轮回升中贡献了多少?
近年对中国TFP增长来源的分解研究(多采用增长核算法,从TFP增速中剥离疫后低基数回补与新能源产能扩张等因素的贡献,剩余部分归入数字化与广义技术因素)显示,疫后回补与新能源扩张约贡献六到七成,数字化与AI渗透的贡献约在两到三成区间,其余可归因于制度改善、要素配置优化等因素。这一区间仅为方向性估算,表明AI已进入中国经济效率提升的驱动因素之一,但精确归因仍受限于数据口径。
工业利润提供了另一维度的参考。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1-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7%,与2025年全年的0.6%形成显著反差。
这轮回升的主要拉动力来自电子行业利润增长96.9%(拉动全行业8.5个百分点)和原材料制造业增长71.7%(拉动8.8个百分点),其中混合了整治“内卷式”竞争带来的价格修复、半导体周期上行以及智能装备与AI产业链的拉动。需要指出的是,利润回升与AI部署在时间上重叠,但二者的因果关系尚不充分,AI是同期变量之一,而非唯一驱动因素。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速(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前述2027年目标,3-5个通用大模型、1000个高水平工业智能体、100个高质量工业数据集、500个典型应用场景,其含义需要从产业逻辑角度理解。
3-5个通用大模型,指向的是从演示性应用转向可复用的工业平台;1000个高水平工业智能体,要求AI具备自主感知、决策与执行能力,从辅助工具升级为生产流程的参与者;100个高质量工业数据集,对应的是模型训练与部署所需的数据基础;500个典型应用场景,着眼于让AI在企业和区域间形成可复制的部署模式,而非停留在孤立试点。
培育2-3家生态主导型企业和选树1000家标杆企业的目标,则将模型、数据、算力、知识与治理纳入统一框架。整体来看,政策试图将完整的AI技术栈纳入产业政策体系。
上述规划已有落地案例。
据公开报道与工信部典型案例,在质检环节,河北移动与同福集团的碗粥AI质检系统采用5G与算力结合方案,实现毫秒级瑕疵筛查,替代了传统人工目检;厦门光电产业园的LED屏产线将质检环节迁移至云端AI,降低了漏检率和用工强度。
在核心流程渗透方面,福建三明一家钢企的热轧产线,AI视觉质检检出率稳定在95%以上,并具备从缺陷反向推导工艺波动、输出优化建议的能力;马钢的炼钢转炉紧平衡组产系统将AI用于组产调度,入选工信部2025年典型案例。这些案例表明,AI的工业应用正在从质检环节向排程、工艺优化等核心环节延伸。
AI对经济的影响不仅限于单点效率提升,更在于它改变了经济运行的传导机制。
政策的深层意图可以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理解。中国试图让算力、数据与工业流程知识形成互动关系,类似于资本、劳动力与物流在早期增长阶段所发挥的协同作用。这一定位使AI更接近一种“协调技术”,其功能在于降低多方协作中的信息与决策成本,而历史上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往往源于此类协调效率的改善。中国所寻求的,是一种能够使算力、数据与工业知识形成系统化耦合的工业架构。
AI的经济影响并不局限于AI产业本身,更体现在它沿供应链的传导。工厂效率提升后,出口商获得更有竞争力的成本结构;库存周转加快,物流企业的资金占用降低;负荷预测精度提高,公用事业的电网运行更趋稳定。
即便AI模型服务本身的营收规模有限,其对供应链整体效率的影响是显著的。这也是政策反复聚焦制造业的原因,制造业环节的效率溢出更广,也更容易量化。产能利用率提升1个百分点、废品率下降、采购周期缩短,这些微观层面的改善累积后,对总体增长的影响可能超过若干模型发布本身。
AI同时也在成为组织能力的筛选机制。数据治理完善、决策链条短、流程纪律严格的企业,能够将同一模型转化为更高的利润率和更快的吞吐量;管理基础薄弱的企业则难以实现同等效果。这意味着AI在提升行业整体效率的同时,也在加剧行业内部的分化,宏观层面的生产率提升,将转化为微观层面的企业竞争力分化。数字化基础扎实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将处于有利位置。
两条路径的分岔与长期图景
回到开头的两则消息。英伟达的5000亿美元融资平台和中国厂商97%的人形机器人出货占比,代表的不是同一场竞赛的两个选手,而是两场不同竞赛的两种赌注。
美国的路径可以概括为“算力即资产”。5000亿美元的融资平台将算力基础设施转化为可投资的金融标的,逻辑是,算力需求指数级增长,算力供给需要大规模资本前置投入,而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持有算力资产获取长期收益。
这一路径的优势在于资本动员能力,华尔街的信贷工具可以在短时间内撬动远超财政拨款的资金量。但其隐含假设是,算力本身的供给能力决定竞争胜负,掌握算力供给方就掌握了AI产业链的主导权。
中国的路径可以概括为“算力即生产力”。政策重心不在算力资产规模,而在算力的产出回报,每单位算力能撬动多少工业效率改善。人形机器人97%的出货占比并非偶然,它依托的是中国在制造环节的供应链密度和场景落地速度。这条路径的优势在于应用渗透的深度和效率溢出的广度,但短板在于高端算力供给受制于人。
硬件约束是这条路径上最现实的障碍,但中国AI芯片正在取得实质性进展。
据IDC等机构统计,今年第一季度国产AI芯片在国内市场份额首次突破50%(约52.3%),华为昇腾以约37%居国产首位,英伟达在华份额从2019年的95%降至约42.7%(2025年全年国产份额约41%,英伟达约55%,下降趋势仍在延续)。昇腾950PR在FP4精度、特定推理模型测试中,推理性能达到英伟达H20的2.87倍,部署成本显著低于同级别方案(不同来源给出的比例从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不等,以华为官方口径为准)。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突破主要集中在推理侧,训练侧美国仍掌握约69%的高端算力份额。
芯片是当前的约束点,但并非不可逾越。面对硬件限制,中国的应对路径是提升软件效率、优化部署策略,并优先在算力回报率最高的行业进行选择性部署。国产芯片在推理环节已具备落地能力,训练侧的追赶进度将决定中国能否掌握AI技术演进的主导权。

中国AI加速卡市场国产份额变化趋势(数据来源:IDC、洪泰智造)
判断这一布局的长期成色,需要区分时间跨度。短期内,AI可能仍以资本聚集和估值驱动的周期性主题形式出现;中期看,竞争力将取决于企业能否将AI转化为成本下降和产出效率提升;长期看,关键在于AI能否被吸收进生产体系,成为中国工业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正如铁路、电信和支付体系曾经经历的路径。从政策逻辑看,周期性体现在推广过程中,结构性变化则蕴含在政策目标的设计中。
对最终走向的判断,可以设定三种情景。这三种情景并非笼统的乐观或悲观,而是锚定在几个可观测的指标上,TFP增速能否回到4%以上,训练侧国产芯片份额能否突破30%,人形机器人年出货量能否达到6万台。

情景一(乐观):AI深度嵌入生产体系,成为类似铁路、电信的基础设施。工业智能体大规模部署,TFP增速持续回升至4%以上,国产芯片训练侧份额突破30%,人形机器人年出货量超过6万台,中国形成“算力—数据—工业知识”的闭环生态。
情景二(基准):AI在制造业的部分环节实现规模化落地,推理侧国产替代基本完成,但训练侧仍依赖进口。TFP增速温和改善至3.5%-4%区间,训练侧国产份额维持在15%-25%,人形机器人年出货量在3-5万台。AI对生产率的贡献稳步增长但尚未形成质变。
情景三(保守):AI主要停留在应用层和消费层,工业渗透不及预期,芯片约束未实质性缓解。TFP增速回落至3%以下,训练侧国产份额低于15%,人形机器人年出货量不足2万台。政策目标部分搁浅,AI更多作为效率工具而非生产方式变革存在。
上述情景的最终走向将由运营数据决定,而非政策宣示。就目前而言,信号指向一个明确方向,中国将AI与制造业、数据集、生态系统和治理框架相结合,其目标是持续性发展而非短期主题。
中美AI竞争正在从“同一场竞赛的不同阶段”演变为“两场不同竞赛的两种赌注”。美国以5000亿美元的金融工具押注算力资产的证券化,中国以产业政策和制造能力押注算力的生产率转化。截至今年8月,中国AI发展可被理解为“由周期性落地推动的结构性调整”,短期内存在不确定性,但方向已基本明确。
回到近日的两则消息。英伟达的5000亿美元指向一个事实,算力基建的资本竞赛正在加速,美国在这一维度上拥有压倒性的金融工具优势。
中国厂商97%的人形机器人出货占比指向另一个事实,在AI进入物理世界这件事上,中国的制造能力和场景密度已经建立了阶段性领先。
两条路径的分岔,意味着胜负不再由单一指标决定。如果AI的未来取决于算力供给规模,美国大概率领先;如果取决于算力嵌入生产体系的深度和效率,中国的胜率更高。
最终判断取决于一个尚未被回答的问题,AI的价值究竟产生在算力本身,还是产生在算力被使用之后。
(本文首发钛媒体APP,作者 | AGI-Signal,编辑 | 焦燕)
加载中,请稍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