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的国土和自然灾害想到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宁南山(ID:ningnanshan2017),作者:深圳宁南山,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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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思考,不一定全面。


中国这片土地,有非常多的优点和独特之处。


我们先说优点。


第一点是从海拔上看,我们的国土从沿海的海平面一直到全球最高点的青藏高原,垂直的高度高达数千米。


全球的制高点青藏高原掌握在中国手里,我估计如果有一天外星人来到地球的上空,他们肯定会观测这个星球最高的地方是被谁掌握的,并且认为这个种族很可能是地球上的优势种族,毕竟人类似乎对于最高有一种崇拜,不管是皇帝的皇权还是宗教的神权,都是权力最大的人在最高点,而其他人都是在较低点匍匐拜倒在脚下。


我和我老婆的蜜月旅行就是走川藏线,这条线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景观随着海拔而迅速的变化,尽管最后我们没有到西藏而是到云南去了,但是仍然对川藏线的美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川藏线沿线景观是世界顶级的,在世界其他地方实在太难以找到这样的超级景观路线了。


美国的电影《2012》里面,全世界都被淹没了,唯独中国的西藏成为了幸存人类登船的地点,因为地势最高嘛。


我们南边的印度,一直就对西藏是中国的国土耿耿于怀,中国人在山上居高临下,地理上的战略优势太大了,就不说军事上的优势了,就说河流的走向吧,雅鲁藏布江就是从中国流向印度,所以印度人老是担心中国人修水电站影响印度。


由于我国高低落差的特殊地势,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水力优势,我国成为了全球可开发水力发电资源最多的国家,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全球第一水力发电大国,长江上游金沙江上,装机容量超过1000万千瓦的水电站就有溪洛渡,白鹤滩,乌东德。


第二点是中国拥有辽阔的温带可适宜居住的国土,不要小看可适宜居住这一点,很多国家并不具备这个条件。


在面积上超过900万平方公里的加拿大和俄罗斯,大部分地方气候寒冷,无法进行农牧业生产,不适合人类大规模居住;面积超过700万平方公里的澳大利亚,大部分地方干旱少雨,形成了面积广大的沙漠或者荒漠,人口高度集中在沿海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


我们总是觉得中国的人口高度集中在胡焕庸线以西,以为我国的实际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土面积不大,其实和同样面积辽阔的俄罗斯(国土面积全球第一),加拿大(面积全球第二),澳大利亚(全球第六)一比较,就觉得还可以了,这也是我国能够容纳超过10亿人口的原因。


从实际陆地面积来看,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巴西,澳大利亚是全球前六位,但是其中俄加澳三国不适宜居住的土地面积太大,因此按照可适宜人类居住面积排名的话,全球最大的是美国,第二就是中国,巴西可以排在第三位。


从中国的国土和自然灾害想到的


土地辽阔,并且可适宜居住的土地还十分辽阔,这个就好处很多了。


别的不说,我国的国土从低纬度到高纬度跨度很大,因此我国发射大推力火箭,就可以在海南岛发射,因为纬度低,地球自转快,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的速度将物体送入太空。像欧洲的维度总体就高,所以欧洲航天发射中心其实不在欧洲,而是在南美洲的法属圭亚那,这里维度低,离赤道就很近,是不是万万没想到。


第三点是中国拥有漫长的超过1万公里的海岸线,拥有很多世界一流的良港,这使得中国可以同时成为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


大航海时代之后,全球化开启,到现在全球的能源,原材料和商品都主要靠海洋运输,人类逐渐从陆权向海权发展。


近代帝国主义很喜欢在中国抢占港口,英国夺取了香港,德国占领了青岛,俄国和日本争夺旅顺,这些港口在天然条件上都是优越的良港。


其实近代以来的世界强权,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优良的港口,像德国、俄罗斯都被认为是陆权国家,但是自然条件限制了这些国家海洋力量的发展。


俄罗斯在远东的港口就是海参崴,每年有几个月的结冰期,这也是俄国人很喜欢中国的旅顺港的原因。


而在欧洲,俄国的港口也挺尴尬,下图中我设置了一条路线,起点是圣彼得堡,终点是摩尔曼斯克,是俄罗斯的两大港口。


从地图上的红圈可以看出来,俄罗斯的海军从圣彼得堡出海,进入芬兰湾,然后是波罗的海,这其实都是被欧洲大陆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包围的内海,最后要经过丹麦的群岛才能进入大西洋。


相比之下,摩尔曼斯克虽然是北冰洋的港口,但是因为北大西洋暖流,却是不冻港,成为俄罗斯异常珍贵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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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黑海舰队要想离开黑海进入大洋,要经过土耳其控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我国当年为了把购买的瓦良格航母从黑海开出来,可是和土耳其费了不少劲,我国只是买航母,这件事搞定了就完了,可是俄罗斯的海军可是一直要面对这件事情的,可见俄国人在土耳其方向真的很憋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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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德国,不用说了,看下下面的地图就明白了,德国的“头上”长了个犄角,就是丹麦,挡住了德国很大一部分海岸线,不过好在德国还有汉堡和不莱梅两个大港口,不需要经过丹麦,可以直接从德国的海岸线出大西洋,不过总体来说,出海还是很狭窄。


从中国的国土和自然灾害想到的


跟德国人出海被丹麦挡住有点像,我国虽然大陆海岸线辽阔,但是有个台湾省挡在中间,也是很影响我国海洋力量的发展的,所以即使单单从海洋力量发展的方面来看,国家统一也是必须要做的工作。


第四点是我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实这一点我放在最后,是因为我一直有个观点,那就是自然资源其实不值钱,这个观点可能和很多人的印象是不同的。


全球单纯靠自然资源致富的国家当然有,典型的就是澳大利亚和挪威,但是他们的特征都是人口非常少,而自然资源又非常丰富。


查询了维基百科:


澳大利亚人口2021年7月才2584万,挪威人口2021年4月才540万。


我们印象中海湾石油富国都很富裕,但最富裕的卡塔尔2021年5月人口才263万人,阿联酋人口2019年12月是950万人,我们觉得是土豪国家的沙特,2019年7月常住人口3422万人左右,人均GDP不过2万美元左右的水平,还不如韩国和中国台湾高。


可见即使是全球自然资源丰富程度顶级的国家,充其量也就是让两三千万人过上不错的生活水平,而且自然资源价格波动很大,某种意义是靠天吃饭。


相反高科技和新兴产业的造富能力则远远的超过自然资源,远远的突破了让两三千万人口致富的体量,日本、韩国、德国、法国,人口都超过5000万人。


我之前说过,我国未来十年人均会突破发达国家门槛,而其中采矿业增加值占GDP总量低于10%,我国就是10亿人口的体量了,我挺喜欢美国的人一个说法,就是科技是“无尽的前沿”,这个说法确实挺有智慧,科技创造的财富才是无穷的。


我国国土上蕴藏的自然资源,对于我国的最大意义是保证国家战略安全,其次才是赚钱,其实看我国每年的GDP,自然资源开采的占比非常低了,第一大行业是制造业,然后是服务业中的各种类别,采矿业的GDP占比在10%以下。


接下来我们再说下我国国土的一些“缺点”,我记得刘慈欣曾经写过一篇科幻小说叫做《超新星纪元》,简单的说就是宇宙中超新星爆发了,导致地球上12岁以上的人都会在一定时间内死去,全球各国都会只剩下儿童,于是各国政府都开始培训孩子们从事生产,军事和政府组织活动,以便于在大人死去后国家还能继续运转,孩子们还能继续生存下去,最后有个情节就是中国和美国互换了国土,总之这个情节让人感觉有点纠结。


但是我个人认为,单纯从自然条件的角度来讲,美国可适宜居住的国土面积,大平原,耕地面积大,沙漠小,自然灾害程度等来看总体是优于我国的。


由于气候条件和地形多种多样,我国自然灾害可以说是非常多。


我们就跟欧美比较的话,实事求是的说,中国遭受的各种自然灾害的规模是非常大的,再加上人口众多,因此会造成非常大的伤亡。


就拿地震来说: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死亡人数在1000人以上的地震就发生过两次,


一次是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死亡失踪八万多人。


还有一次是2010年4月在青海玉树发生的地震,这次地震截止当年5月30日18 时,经青海省民政厅、公安厅和玉树州政府按相关程序规定核准,玉树地震造成2698人遇难,失踪270人,这个死难人数也不少。


再往前1976年的河北唐山大地震,死亡二十多万人。


以及1975年创造了地震预测奇迹的辽宁海城7.3级地震,这次地震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成功预测并且组织了撤离,极大的减轻了损失的大地震,但尽管如此仍有一千多人遇难。


在民国年间,1920年的甘肃海原大地震(今天属于宁夏)死亡人数也高达二十多万人。


相比之下欧洲和美国的地震灾害要轻的多,美国的加州算是地震高发地区了,1994年的美国洛杉矶6.7级地震只死了几十个人,因为震中都是位于人迹罕至的区域。美国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是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死亡人数被认为在3000人以上。


而欧洲只有南欧地区的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位于欧亚地震带上,2016年意大利中部就发生了6.2级地震,两天内政府公布有296人遇难。


欧洲历史上伤亡最严重的地震发生在1908年的意大利Messina,死亡了75000~82000人左右,这个7.1级的地震震中在海底,其产生的海啸和地震一起造成了严重的伤亡。


而跟地震相比,水灾也是造成中国人自然灾害死亡的一大凶手。


我们都说长江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实际上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说法,这两条巨河在历史上造成的自然灾害不计其数


中国历史上记载的黄河流域各种河堤决口次数众多,在河南省开封市的官方网站上写道:“开封受黄河水患最深,有记载以来黄河开封段决口338次,开封城先后七次被黄河淹没毁城又原址重建。”,以至于今天开封形成了黄河成为地上悬河的景象。


华北的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长期的为了生存和洪水搏斗,从《史记》《汉书》《晋书》一路下来,各种史书中都有关于黄河流域大洪水的记录。


在长江流域,1931年的江淮水灾,由于长江流域连续下暴雨,加上堤防年久失修,造成长江流域多个堤防崩溃,尤其是江苏省高邮的高邮湖堤坝崩塌,造成的损失巨大,水灾以及之后产生的瘟疫遍及安徽,江苏,湖北等多个省份,在不同的资料记录里面死亡人数在三四十万人左右,而实际估计未被记录的死亡人数甚至可能达到200万人,使得1931年江淮水灾成为20世纪人类死亡人数最多的自然灾害(不计算饥荒)。


下图是1931年武汉被洪水淹没的街道,图片来自汉口真光照相馆(Zenith Studios)出版的照片集。


从中国的国土和自然灾害想到的


下图是武汉大智门附近被淹没,图中能看到有宾馆垮塌。


从中国的国土和自然灾害想到的


长江在20世纪发生的全流域大洪水就有三次,分别是1931年,1954年和1998年,就说1998年那次长江大洪水吧,再加上松花江和嫩江的水位也达到了历史峰值,这个时候的中国其实已经相当程度的机械化和现代化了,但是仍然要竭尽全力和洪水搏斗,可见水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挑战性。


水灾之外,旱灾虽然不会立即的直接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却会造成粮食大面积绝收,从而发生大饥荒,“人相食”,活不下去的农民又会发动战争,带来的间接死亡人数极为惊人,可以说旱灾以及衍生而来的蝗灾,是中国人面对的第一大自然劲敌。


电影《1942》体现的河南大饥荒,就是由于大旱灾的情况下,又遭遇了蝗灾,造成粮食大量绝收造成的,再加上国民党救灾不力横征暴敛,河南省因此死去了数百万人口。当时的“水旱蝗汤”四个字,体现了老百姓的痛苦与无奈,河南人民求生存的手段,就是坐火车前往陕西逃荒。


中国由于国土三分之二是山地和丘陵,也是全球泥石流灾害分布最广的国家之一,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区,2010年8月7日甘肃舟曲县城东北部山区突降特大暴雨,降雨量达97毫米,持续40多分钟,引发特大山洪地质灾害,截至2010年9月7日,特大泥石流灾害中遇难1557人,失踪284人,下图是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以前我国每年因为地质灾害(滑坡、崩塌、泥石流)死亡人数都在500人以上,2010年因为舟曲全国超过了2000人死亡。由于我国国力不断增强,灾害防治越来越科学化,死亡人数到2019年下降到了211人。


从中国的国土和自然灾害想到的


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制度,往往受到地理和气候条件的重大影响,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无神论国家,世俗的皇权在面对神权时始终占据着优势的地位,对宗教进行中国化改造。


我觉得这跟中国人从古至今都在和水灾、旱灾、蝗灾、地震顽强的战斗有很大关系,中国人很早就体会到靠神没有用,必须要靠自己。


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建造大型水利工程的经验,著名的郑国渠,其实不是郑国这个国家修建的水利,而是当时的韩国想让秦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修建水利以“疲秦”,所以派了个水利工程专家名字叫郑国,派他到秦国游说并且主持修建大型灌溉工程,试图消耗秦国的国力,结果没想到秦国从公元前246年开始修建,消耗了大约10年完工绵延三百余里的郑国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史记《河渠书》),反而大大增强了秦国的国力。


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不仅已经有了像郑国这样有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经验的专家,而且不管是韩国国君还是秦国国君,对于水利工程的浩大和艰巨,以及利弊都是很了解的。


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有人写了本书叫《易传》,这是一本解读《易经》的著作,里面的《象传》中有一句话流传至今,叫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想这是中国人内心思维的真实写照,这也构成了中国思想在全球的一种独特性。


从政治制度上来讲,自然灾害的多发也加强了对中央集权的需求。


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是很恐惧发生灾荒的,也很非常重视救灾工作,因为灾害带来的饥荒,往往会产生农民起义,对朝廷的统治构成重大威胁,也不得不耗费大量财政支出来镇压,那这样还不如把钱拿来救灾更划算。


而要做到有效的救灾,中央必须要做到对地方的强力领导和控制,救灾并不是盈利性行为,甲地受灾,乙地花费人力物力去救灾,在利益上是不符合地方利益的。


如果没有强力中央集权的存在,各地派系林立,即使是将粮食和物资运送到灾区这样看起来简单的工作,中间都要遭受各个地方截流和收取税金以充实自己利益。


就以民国时期为例子,“苛捐杂税”横行,这四个字真的是生动形象,各地军阀都要收钱养自己的军队,没钱可不行,无一不在自己统治区大肆收税,他们不对过路的救灾物资,粮食和资金截流揩油就已经很难了,更不要指望他们还会有很大动力去对另一个军阀的统治区开展救灾工作。


《让子弹飞》里面汤师爷说我们来晚了,鹅城的税都收到90年后了,其实在民国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2012年11月4日《湖北日报》报道了武汉税收博物馆开馆的新闻,其中提到馆藏文物中,有民国时期四川省一位叫周玉顺的农民的收税凭单,从1915年起,28年间他家至少纳税47次,其中至少有7年被两次以上重复征收。更离谱的是,其家庭税款甚至被预征到80年后,也就是2012年。


民国时期的国民政府由于没有真正的实现大一统,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使得在全国范围救灾这种工作根本无法有效开展,每次一来自然灾害,苦的就是老百姓。


我一直觉得,和欧美人相比,中国人对于政府是有更高的要求的,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我感觉对比就很明显,欧美的政府疫情死亡人数如此众多,但是政府受到的冲击并不太大,我查了下截止到2020年7月23日的死亡人数,英国12.9万人,美国61万人,相反中国政府受到的压力则要大得多,你很难想象如果中国达到英美的那种疫情情况会怎么样,按照人口比例中国会有几百万人死亡。


我觉得这跟中国自身的情况有关系,中国历史上对抗频繁的自然灾害,必须要有强大的组织才行,单靠农民自救是不行的,这就催生了对政府能力和责任的天然需求,老百姓很自然的会对政府有很高的期待,毕竟关系着自己的生死存亡。


像全球最大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可以把南方的粮食和各种物资运送到北方,京杭运河跨越多个省市,总长度上千公里,直到今天还是我国南水北调工程的东线,这种需要消耗海量人力物力的超级工程,如果没有隋朝的大一统和中央集权,是难以建成的。


从中国历史上看,只要中国的中央集权能力削弱了,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国内各地方派系林立,有利于国家的改革无法顺利推行,军队得不到军饷发生哗变,各地发生灾害后赈灾能力大大下降,灾民频频起义,不断消耗国力。


国力的削弱又会导致抵抗外敌入侵的能力下降,往往导致异族的军队进入中原核心地带。


分裂,灾荒和农民战争成为中央集权衰弱后的标准副产品。


我始终觉得,一个国家最终采取什么样的制度,产生什么样的文化,其实和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真的是息息相关。


最简单的从居住地的角度出发:


居住在海边,河边,人往往就成为渔民;

居住在草原,人往往就成为牧民;

居住在平原地区,人往往就成为农民;

居住在山区,人往往就成为农民或者猎户。


不同的生活方式会发展出不同的技术,渔民会发展出渔网、鱼叉、造船、海上导航、识别海洋气候的各种能力;


而农民则会发展出锄头、犁耙、耕牛、种子培育、施肥、灌溉等能力;


牧民则会发展出马背上长大的能力,往往战斗力很强,但是由于没有定居,难以发展出高水平的建筑和技术制造能力。


自然灾害和瘟疫也对人类有重大影响。


中国人天天和各种自然灾害搏斗,环境决定了中国人必须自强不息,无神论在中国就始终是主流,都跑去信神,到寺庙当和尚了,什么种田、水利工程、运河之类的活谁来干?


欧洲本来处于黑暗的中世纪,宗教权力和神权达到顶峰,然而一场肆虐欧洲的黑死病,死亡人数惊人上亿人死亡,虔诚的信仰在疾病面前并没有什么用,使得很多人开始对宗教产生了怀疑,促进了欧洲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教会的力量逐渐衰退。


同样是国家,单一民族的国家和多民族的国家,面临的压力也是不一样的,前者面临的国土分裂的压力要小得多。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社会主义国家巨变,向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转型,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就解体了,而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之类的却保持了国土完整。可见多民族国家更需要中央集权保证国家的统一和完整,每个国家在集权与民主之间,都是有一个合适自己的点的。


再比如纵观中国历史,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和融合始终在不断进行。


而从实际的结果来看,中原王朝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都处于大一统和中央集权时期


例如汉朝彻底击败匈奴,唐朝消灭东、西突厥和高句丽。尤其是汉朝的胜利非常彻底,以至于后来分裂为三国时期,对外敌作战仍然占据很大优势。


而在中原王朝处于分裂时期时,面对胡人的进攻,往往在军事上处于对峙和守势,这个时候往往更加依靠人口和文化上的优势进行融合和同化。


因此中国对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的需求可以说是现实性的,是因为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决定的。1936年的西安事变,中共和国民党打了那么久的内战,却主张释放蒋介石,如果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杀掉了,中国的抗战如果没有一个中央统一领导,那后果是很难想象的,即使是一个能力平庸的蒋领导中国抗战,也比中国分裂的情况下对日作战要好。


中央集权并不是没有缺点,要解决两个很大的问题:


一个是如何使得中央保持有活力有能力,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都逃不过周期律。


我觉得这跟皇帝只能从十几人、几十人的小圈子,也就是皇帝的儿子里选拔有很大关系,而且皇宫里长大的人,还缺乏基层治理经验,长期下来会有很大问题。当然中国的封建王朝有个很好的优点,就是搞了科举制度,使得官员可以从全国范围通过考试进行选拔,我一直觉得科举制度是中国为人类政治领域发展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这个制度可以说一直延续至今。


但是在最顶层的皇帝这个层面,始终无法解决选才的问题。


一个是代表性的问题,执政集团能不能始终试图为更广大的人民谋取利益,这需要执政阶级有统一的使命感,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王朝无法解决的,其实中国历朝历代,还是有不少知识分子和官员有胸怀天下,为民着想的使命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是这种思想的传播和普及,在封建王朝时期始终没有形成制度化。


以上是今天的一些想法和漫谈。


每个国家都有适合它的治理方式,一个国家的发展就是不断探索和发展这种治理方式的过程,在过去的几十年,西方式的治理方式和民主自由制度,其声誉达到了顶峰,被认为是人类目前最高级的形式,但事实证明,适合一个国家的才是最好的最高级的形式。


评价一种制度和方式,应该是用结果导向型,而不是意识形态和形式至上,以为把别人实行的制度照抄搬过来,然后明天就能举国腾飞了,那这样国家发展也太容易了,这样的事情并不存在。


找到合适本国发展,同时结果还不错的制度和治理方式,本来就是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


全球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过去的一两百年成功的探索出来这样的道路的寥寥无几,当我们好不容易走出了一条结果还不错的道路,不要轻易的被别人忽悠说你走错了,要有点自信,通过结果导向来判断,并相信自己的判断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宁南山(ID:ningnanshan2017),作者:深圳宁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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